太静了。
    静得能听到冰箱运作的声音，父亲很少加班到这个点，他总会赶回来做晚饭，或者至少会打个电话。
    莫名的不安袭来。
    我拿起手机，找到父亲单位的固定电话，拨了过去。
    铃响几声后被人接起，是个客气但陌生的男声。
    “您好，我找王建国。我是他儿子。”
    “哦，小王啊。”对方语气缓和了些，
    “你爸今天没来上班啊，也没请假。是家里有什么事吗？”
    “没......没来？”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“他早上没去？”
    “没有。我们这儿还纳闷呢。他要是身体不舒服，你让他好好休息，记得补个假条就行。”
    “好......好的，谢谢。”
    掛断电话，听筒里传来忙音。不祥的预感迅速膨胀。
    我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毯子滑落在地也顾不上。快步走到父亲臥室门口，门虚掩著。
    “爸？”我推开房门。
    房间里没开灯，借著客厅透进来的微弱光线，能看到父亲侧躺在床上，被子盖到肩膀。
    “爸？”我提高声音，走进房间，
    “怎么还睡呢？没去上班也不知道给单位请个假。”
    没有回应。
    我走到床边，伸手想替他拢一拢被角。手指碰到被面。
    心里那根弦“錚”地一声绷紧了。
    “爸！”我用力推了推他的肩膀。身体沉重，纹丝不动。
    我颤抖著伸出手，凑近他的口鼻。
    没有气息。
    不......不可能......
    我用尽全身力气，想把他的身躯翻转过来。
    他毫无生气地仰面躺倒，脸色青灰，嘴唇微微张著，平日里总微微起伏的胸膛，此刻平坦沉寂，再无任何生命的徵兆。
    双脚一软，我直直跌坐在地板上，
    “爸？爸你怎么了？”
    结果，不言而喻。
    我爸，这个才五十多岁，昨天还在张罗著去看电影，夜里还拍著我肩膀说“咱爷俩一起扛”的男人。
    就这么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在他儿子的眼皮子底下，毫无徵兆地，死了。
    葬礼上，姑姑红肿著眼睛，里外张罗，迎送著面色凝重的亲朋。
    他们拍著我的肩膀，说著“节哀”、“保重”、“你爸是好人”......
    我点头，回应，看著他们脸上的悲伤，甚至有人痛哭失声，心里却只觉得隔膜。
    太假了。太吵了。
    我一滴泪也挤不出来。灵魂抽离了身体，悬浮在半空，冷漠地注视著这场以我父亲之死为中心的嘈杂仪式。
    所有事情都是姑姑一手操办的。间隙里，她把我拉到一边，用力抱住我的头，
    “孩子......姑对不起你......我早就知道，我早就知道啊......你爸不让说，他说你刚病好，心思重，怕你受不了......他说等他好点了，再告诉你......可谁知道......”
    她语无伦次，顛来倒去。我终於从她的话里拼凑出真相：
    父亲在我倒下之前就生病了。他偷偷去医院治疗，他按著腰是因为疼痛，他出门转转是去复诊。他想瞒住的，是一场早已知道结局的战役。
    怪不得。所有被忽略的细节此刻翻涌上来，一下下抽打在我的迟钝与自私上。
    我不怪姑姑，只恨我自己。恨我沉溺於苦闷的眼睛，为何对至亲之人身上如此明显的徵兆视而不见；
    恨我那被所谓理想占据的心，为何不曾分出哪怕一丁点关切，问一句。“爸，你最近是不是不舒服”。
    当工作人员准备將父亲推走，进行最后的步骤时，覆盖在他头上的那顶假髮，在移动中滑落，掉在地面上。
    我弯腰捡起。假髮下，是父亲光禿禿的头颅。那么陌生，完全不是记忆里的父亲。
    我觉得荒谬，喉咙里竟不受控制地发出一声类似笑的气音。
    为什么？说好的“一起扛”呢？
    原来从头到尾，都是他一个人在替我扛著。
    “给我吧。”穿著制服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伸出手，“整理遗体的时候还要用的。”
    几天的时间被压缩成一场混沌的噩梦。
    本就未痊癒的身体终於不堪重负，葬礼一结束，我便发起了高烧。
    起初，姑姑每日过来，给我熬粥，逼我吃药，用温毛巾敷我的额头。她看著我，眼神很复杂。
    直到那天，她大概是从相关机构那里得知，父亲早在病重之初，就將他名下那点微薄的存款和这套老房子的份额，通过公证手续全部转到了我的名下。保险金受益人，也只有我。
    她再来时，手里提著的不是保温桶，而是一个空瘪的布袋。
    她站在我的臥室门口，没进来，只是看著我。
    “你好好休息。”她乾巴巴地说，“我......家里还有点事。”
    从那以后，她再也没来过。
    我理解。那是她亲弟弟，血脉相连。可到死，他惦记的想託付一切的只有我这个儿子，没有她这个姐姐。失望是人之常情。
    我躺在床上，被高烧和心死轮流折磨。万念俱灰。
    想著就这样吧，烧糊涂了，跟著去，也挺好。这世界没什么值得留恋的，我的存在是个累赘。
    但老天似乎觉得对我的戏弄还不够。我的体温竟自己慢慢降了下来。
    身体勉强能活动了，走出臥室，客厅里每一个角落都盘踞著父亲的影子。
    我仿佛能看到他坐在沙发那个凹陷最深的位置，电视声音调得极小，见我出来，侷促地站起来，搓著手问，
    “是不是饿了？爸给你做点吃的。”
    那天下午，我瘫坐在地板上，目光死死盯著沙发上那个因为经年累月承载父亲重量而形成的凹陷。那是他留下的痕跡。
    一个人活了一辈子，挣扎了一辈子，最后能稳稳留在世上的，就是这样一个屁股的形状？
    眼泪奔涌而出。我终於哭了，为我的后知后觉，为这沙发上再也无法被填满的凹陷。
    后来，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，看到了他藏起来的病歷，和那份他反覆摩挲、边缘都起了毛的保险合同。
    受益人那栏，我的名字写得工工整整。金额不高，但对他而言，恐怕已是能想到的留给我的全部保障。
    他早知道有这一天。在无数个被病痛蚕食的夜晚，安慰他的，或许就是这份轻飘飘的纸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