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元璋建立中央官制之后，也同步梳理了地方行政区划。
    元朝最初的行省区划非常简单粗暴。
    大都周围的大片地区，包括山东、山西、河北地区，以及內蒙中部，全部由中书省直辖。
    黄河以南，长江以北的广阔区域，设立河南江北行省管辖。
    长江以南区域，在三路南征灭宋之后，直接在三路军队的占领区各设立了一个行省。
    行省的规模实在太大，辖区划分非常不合理，自然难以管辖。
    江浙行省，管辖后世的江苏南部、浙江和福建地区，而行省衙门驻地在杭州。
    江西行省，管辖江西和广东中部地区，行省衙门在南昌。
    最离谱的湖广行省，管辖后世的湖北南部、湖南、广西、贵州、海南以及广东西部。
    辖区从长江延伸到海南岛，行省衙门驻地在东北角，在长江边上的武昌。
    元朝后来发现根本管不过来，就开始逐步拆分行省了。
    现在朱元璋自己的控制区內，名义上存在江南、江淮、江西、浙东、湖广五个省。
    江南行省范围，大概是后世安徽的江南部分，江苏的西南部分。
    江淮行省范围，大概是后世安徽的长江以北、淮河以南部分，加上江苏江北部分西南部。
    江西行省范围，大概就是后世江西省的中部和北部地区。
    浙东行省范围，大概是后世浙江西部地区。
    湖广行省范围，大概是后世的湖北南部和湖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。
    每个省的规模不大，行省的行政机构也不完整，现有机构的官员也有大量缺额。
    再加上常年战爭，土地城池时有得失，行省区划也隨之变动。
    甚至有官员所授官职和所在行省名称都对不上。
    朱元璋现在就是要梳理这些东西，首先把行省区域和官职对应上，把缺少的官员补充上。
    甚至还要儘量额外多选派一些官员，到现有的衙门中去学习。
    因为后续消灭张士诚和北伐的时候，肯定要从现有的行省中抽调官员去接管。
    朱元璋和李善长、宋濂、刘基等文官安排完一个省的员额后，就意识到这么下去不行。
    李善长最先发现问题，直接就去向朱元璋匯报：
    “上位，吴国现有的所有官员数量，填不满这五个省的官职缺额。
    “主要是江西、湖广两省缺额过多。
    “按照现在招募官员的速度大致预估，至少要到明年下半年才能凑齐所需官员。
    “但按照上位的计划，明年上半年就征討张士诚，下半年缺额还会增多。
    “得早做准备了。”
    从陈友谅那边投降而来的士兵、將领、文官，朱元璋会儘可能的直接任用他们，让他们继续担任原有的地方官职。
    但肯定不可能完全信任这些新投靠的人。
    对於比较重要的府县，要选派嫡系和亲信的官员和將领过去，在当地监督和镇守。
    行省衙门官员，更是要以自行选拔的官员为主，不能大规模任用降官。
    朱元璋这些天也隱约察觉到了问题，此时便直接反问：
    “丞相敏锐，既然发觉，可有良策？”
    李善长觉得朱元璋就是客气，这种事情有什么良策不良策的：
    “属下这边考虑的方法有两个。
    “一则是让现有官员去引荐师友，並稍微放宽一些任用的限制。
    “二则是上位以吴王的名义，直接开科取士。
    “当然，最好是两法並用。”
    朱元璋此时手下的文臣，少数是主动投靠而来，类似於李善长。
    更多的是朱元璋派人出去巡访邀请而来，类似宋濂、刘基、叶琛、章溢这“浙东四先生”。
    朱元璋每占领一个地方，都会安排使者出去巡访，打听当地有什么著名的乡贤才俊。
    然后让使者就带著金银绸缎等財物上门拜访，邀请他们出来当官。
    总体上算是採用“察举制”来选拔官员的。
    因为现在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地方没有系统性的互相刷声望的士族。
    也没有人会为了被朱元璋选用，而专门想办法刷民间声望。
    所以有贤能之名的读书人，多半確实都有些才干。
    关键是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朱元璋手中，被请来的人得看实际能力决定是否任用。
    不是让臣子们互相吹捧起来就行了。
    有点像让猎头找人，做好背景调查，確定有能力，再上门邀请。
    朱元璋最后还要亲自把关。
    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，绝大部分確实有能力，但效率也確实比较低。
    所以李善长就建议放宽一些標准，再让他们自己举荐。
    再加上开科举的话，应该能补上官员缺口。
    现在似乎只能这么办了，但朱元璋却对科举兴趣不大：
    “科举所选的士人，也许能够精通诗文经义，但却未必有为政的能力。
    “丞相统筹钱粮军需从无遗漏，令前线將士专心征战而无后顾之忧，实乃吾之萧何也。
    “天下士人才能及丞相者有几人？可丞相竟没能在元庭考取功名？
    “可见这科举功名，与贤能才干並无关係。”
    李善长听朱元璋將自己比作萧何，还说科举出身跟实际才能没有什么关係。
    虽然肯定有安慰自己的成分，但心中仍然非常的开心：
    “上位过誉了，属下实不敢当。
    “上位关於科举所言极是，科举所得人才確实未必能够做实事。
    “访贤举荐，也確实能得经世济用之才。
    “但两者有重合之处，真正的经世济用之才，也可以参加科举，能通过科举招纳进来。
    “访贤举荐之事，若是寧缺毋滥，那就过於缓慢。
    “若是放宽了限制，所得官员的能力也会参差不齐，未必能超过科举出身的官员。
    “故可以两相折中，兼而用之，补全吴国所需官员缺额。
    “关键是时不我待，明年上位便能全有江南之地，取天下也就在未来数年。
    “属下以为应该用科举收拢天下英雄了。”
    李善长没有功名，但是实务能力极强，也明白科举的用途。
    科举不只是为了获得治国的人才，更重要的是有个固定的途径把“能人”招纳进来。
    给他们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，成为现有朝廷下的既得利益者。
    避免他们跟在地方上跟朝廷作对。
    虽然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所拥有的能力，与能够搅动风云的梟雄拥有的能力並不相符。
    但是在古典时代的社会中，民间百姓是聚族而居的。
    一个家族的一大群人中，有一个人的地位大幅度上升了，其他人也都会跟著沾光。
    家族中有人通过科举当官了，其他亲属多半也会寻求在体系內谋利益，而不会考虑直接去对抗朝廷乃至造反了。
    这对朝廷稳定地方很有用处。
    朱元璋心中也明白这些，所以才会对科举制度怀有疑虑，觉得科举招不到真正的人才。
    自己之前专门邀请来当官的文人，都是已经调查清楚，知根知底的。
    关键是朱元璋能亲自决定是否任用他们。
    但若是公开举行科举考试，最终选出来的人可不一定是什么人。
    文章做的好坏，朱元璋不能完全主观评价，必定要让朱熹等大儒传人获得话语权。
    关键是，元朝並不重视科举。
    朱元璋即便听了李善长的劝解，也仍然心存疑虑：
    “元庭选官最重跟脚，高官多为蒙古豪门子弟，中则多为色目商人，下则金宋降官子孙。
    “能以科举为官者，似乎还不到一成。
    “刘基、宋濂等，虽然有功名，却不得元庭重用，弃置在野。
    “元庭富贵者大多不能为我所用。”
    朱元璋的意思是，元朝的统治阶层，大多不依赖科举晋身。
    自己就算是开科举了，自然也得不到这些人的支持，那自己开科举还有用吗？
    元末跟明末基本是相反的，明朝中后期高层官员几乎都是科举出身。
    地方上的实际统治阶层，也就是传统的士族地主集团，基本都要按照科举功名论地位。
    清朝入关之后，宣布承认明朝的科举功名，便能立刻拉拢到他们的支持。
    至於元朝的时候，官场是各种二代的天下，高中低档全有。
    而且元朝对待官员向来“宽纵”，也就是朱元璋后来吐槽的“元以宽失天下”。
    这个宽是对官员的宽纵，可不是对平民百姓宽容。
    元朝无论高中低档官员大部分都是官二代，他们日常胡作非为也不会受到严厉的处罚。
    朱元璋不可能给出类似的条件，自然也拉拢不到他们。
    所以朱元璋觉得，在当下的这个大环境下，自己开不开科举意义不大。
    李善长便继续朱元璋剖析科举的意义：
    “无论是蒙古贵人、还是色目商人，本来便不能为我所用。
    “能为我所用者，便是在元庭不得志者，也就是刘基、宋濂等科举文人。
    “上位虽不能因此而定乾坤，但却亦有实际用途。”
    李善长的意思是，对於爭夺天下而言，科举当然起不到决定性作用，但也不是完全没用。
    至少能拉拢到类似宋濂、刘基的文人士族，至少属於不用白不用的事情。
    朱元璋认真思虑沉吟了几秒，还是没有马上做决定：
    “容我再思量几日。”
    若是前两年，朱元璋这样隨口推脱，李善长可能会主动询问，朱元璋具体有什么疑虑。
    现在听到这种说辞，李善长就直接拱手应下来了。
    同时在心中本能的猜测，自己这大王多半要去问小公子了。